10月10日，央行行长易纲在《中国金融》发文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就要求货币政策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更加注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提升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同时，他提出要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科学把握货币政策力度，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又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将经济保持在潜在产出附近，减少经济波动。

      此外，易纲认为，金融业本质上属于竞争性服务业，坚持深化金融改革开放，要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消各种不必要的管制。

       在易纲看来，“守护好老百姓手中的钱袋子”要坚持以下三项措施：

       一是把好货币总闸门，保持物价水平总体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总的来看，近年来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提升，以适度的货币增长支持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保持了物价总体稳定。与此同时，易纲表示，我们需要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科学把握货币政策力度，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又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将经济保持在潜在产出附近，减少经济波动。

       二是把握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坚持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制度。

      “纵观全球，成功经济体必须保持币值稳定，这不仅包括国内物价水平的稳定，也包括汇率的基本稳定。若汇率发生较大幅度贬值，即便国内生产总值的本币价值上去了，换成其他国际储备货币价值也会下来，这既会影响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也影响老百姓的对外购买力。”易纲如是说。

       三是尽可能长时间实施正常货币政策，促进居民储蓄和收入合理增长。

       易纲指出，相较而言，我国货币政策坚持稳健取向，保持在正常货币政策区间，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国家。实施正常货币政策，保持正的利率，保持正常的、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总体上有利于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人民币资产的全球竞争力，帮助我们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他认为，坚持深化金融改革开放，要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一方面，金融业通过资金的融通传递信息，发现和决定资产的价格，提供流动性，是市场化配置资源的重要途径，从而让金融活水流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需要的领域。

      另一方面，金融业通过提供专业的服务，帮助市场主体降低风险、管理风险、分散风险，从而能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行稳致远。

      易纲认为，要继续坚持以下举措：

     一是构建层次丰富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

       目前，我国债券市场余额超过110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同时，人民银行积极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保险市场以及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票据市场等不断创新发展。金融基础设施方面，目前我国已建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支付清算系统、全球最大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系统，以及各类交易平台、登记托管、清算结算等重要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二是完善市场化调控方式。

       我国有4000多家银行和超过一亿家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环境下，银行掌握的信息是较多的，也是较为充分的。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由银行和企业基于商业可持续原则各自作出决策，确定贷款的规模、流向和价格，有助于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是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2019年8月，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由报价行根据自身对最优质客户实际发放贷款的利率水平，在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基础上加点报价。改革后，一方面，人民银行通过定期开展MLF操作引导LPR运行，进而影响贷款利率，形成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机制和传导路径；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利率定价自主性提高，贷款市场竞争性增强，一些银行主动下沉客户群体，增加小微企业贷款。

       四是坚持发挥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

       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有助于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2005年7月以来，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日浮动幅度逐步扩大至2%，同时中央银行基本退出常态干预。

       五是牵头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

       金融机构开放方面，对内外资按照同等条件核批金融牌照，大幅扩大各类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已完全取消；金融市场开放方面，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中国债券市场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摩根大通旗舰指数。截至2020年上半年，国际机构配置人民币资产已达6.4万亿元。目前，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逐步过渡到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但负面清单模式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中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开展业务都要持牌经营，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管，而且我们还加强了国际监管合作，完善了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避免金融风险跨境传染，防止国际监管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