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90年深秋，是在母亲拔了一天的棉花秸的那天晚上。我是家里排行老二，上面还有一个长我两岁的哥哥，当时生活条件有限，最大的财富就是那一亩三分田。妈妈月子里还下地干活，没有奶水，我是吃着米糊糊长大的。1992 年冬天弟弟出生了，为了养家，除了种地，父亲起早贪黑地开着三轮车拉人赚钱补贴家用。1994年父亲转行，干起了村里的临时电工。

1997年我到了上学的年纪，父亲说当时考虑我个头儿小，想要我再推迟一年上学，平时听话乖巧的我用“满地打滚”这一招换来了入学的资格。当时还没有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只记得当时我跟哥哥的学费还是有压力的，为此，我们兄妹俩一边照顾年幼的弟弟，一边包揽了帮父母做饭、洗衣、喂鸡、喂鸭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日子虽苦，可是一家人很努力也很知足。

1998年家里的三间茅草屋倒了，父母用自家的积蓄和借来的钱，在老地基上盖了两间平房。也是在那一年国家对城乡的低压配电电网施行统一管理，农电站改为供电所，父亲从原乡村的临时电工转为真正的全职供电公司人员。

“孩子他妈，看到没？国家政策会越来越好，老百姓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父亲脸上笑开了花……

一转眼已是2006年，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我家“四个半人”的田地不再需要交纳农业税了，生产队队长爷爷也不用再带着征税人员挨家挨户催农业税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这一年被废除了，对于我们这个三个娃娃同时读高中初中的农村家庭来说，又是一笔节支。

2008年，经过6月的洗礼，迎来8月的火红，我与哥哥同时考上了二本。一家人开心之余，母亲激动地感慨道： “只要你们好好读，能读进去，我跟你爸砸锅卖铁都供你们读。你们命好，赶上好时代了。”我们兄妹三个使劲地点了点头。同年的开学季，除了弟弟的高中学费，我跟哥哥的学费、住宿费加一起还得一万多元。父母犯难之际，县城里当高中老师的姨父告诉我们： “不着急，赶得政策好，老大在合肥，可以去当地杨庙的信用社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老二在外省，到学校了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先入学再交学费。读书期间免息的，毕业工作后再还贷款。国家现在的教育政策真的没话说，想当年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想都不敢想的……”2009年9月，我们如愿上了心念的大学。大学期间勤工俭学、助学金、奖学金解决了我们平日里的生活费。

2012年赶上新农村规划政策，村里集体规划到206国道旁的新农村小区。一排排一幢幢整齐干净的二层楼房，水电到户，水泥路到家。还记得母亲搬进新房时的喜悦： “哎呀呀呀，想都没想过，这辈子还能住进这么漂亮的新楼房……”

2015年我们家三个本科大学生先后毕业工作了，哥哥是南京医院的一名医生，我回到家乡的农商银行工作，弟弟在合肥市里的一家上市企业上班，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

2019年5月初，我们一家人开着车载着父母去哥哥工作的医院体检，并特地去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抚今追昔，父母们感慨万千： “现在的日子真的是曾经想都不敢想的！感谢共产党的好政策，新时代就是好，感谢国家让老百姓的日子蒸蒸日上。中国梦，一定会实现的……”